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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重新讲述一个时代 ——关于三部知青小说

来源:华语文学网  作者:黄德海  发布于:2020-03-18  点击:73


作为一个时期的知青历史已经过去三四十个年头了,知青文学早已蔚为一个当代文学上的大类,数量和类型都多到足以让人瞠目。数量不必说了,随便找一本研究知青文学的著述,挂一漏万的参考书目都多到惊人,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都显得不足。从类型上看,文革期间即开始的知青文学创作,既有对知青战天斗地的歌颂,也有对时代伤痕的各种抚慰,还有青春无悔的赞歌,更有以知青时期为范限的爱情纠葛、社会反思,连知青返城后的生活、他们此后的奋斗或屈辱之路,都有相应的作品填补了空白,甚至对此一时代的探险猎奇、鬼马搞笑也陆续出现。这么说吧,关于知青生活的各个地域、各类人物、各种事件,都有一些作品矗立在那里,关于这个时代,基本的素材早已用过,显见的空白已经填满,不少写作者自身也觉得自己关于这一时期的经验和情感已被掏空。如此情势下,一个作家还要重新讲述这个时代,如果不是才尽之后的自我重复,就一定是对以往密密匝匝的作品还不够满意,要用自己的作品参与一次人数足够众多、几乎难以胜出的竞争。

为了避免在一个如此艰巨的挑战面前含糊其辞,不妨把这个竞争的难度说得明确一点。在一个时代结束三四十年之后,即便是亲历者,又如何能保证经过了记忆淡忘的此时书写,会比此前的写作更鲜活,更准确,更有冲击力?在如此众多的控诉或赞颂之后,如何能保证一个新作品在相似的方向上走出一条独特的路?在数量和类型已如此丰富的作品面前,我们如何确认一部新的创作不是积薪,只占了后来者多读多看的便宜?要回应这些问题,后来的写作者必须有新的视角,新的思路,或者无论新旧的洞见,否则免不了被嘲笑为重复或模仿。这是写作者必须面对的挑战,也是一部可能的优秀作品的机会。对准备迎接挑战的作者们,我们不禁期待,他们不会因时光而淡化了时代的鲜活性,却有随时间而来的别样认知,并能够把这些认知以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
近年的知青小说中,就个人阅读所及,即将谈论的三个作品,分别提供了对一个时代的独特观看视角,各有其颖异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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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的的《鱼挂到臭,猫叫到瘦》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,不用说对古典和世俗的随手拈来,对当时流行语的截搭用、反讽用、调侃用等各种花样,连小说的节奏、气息、味道,都仿佛不是现代的。作品仿佛是古人所写,带着一种话本小说的独特韵致。更为古怪的是,作为小说主角的知青阿毛,也不是以往知青小说中那种城里人到乡下的格格不入,而是学会了地方的乡音,懂得那里的礼俗,甚至还因为对乡村的熟悉当上了队长。更为关键的是,小说的主题看起来也似乎不是对知青生活的感慨、叹息或反思,而是一长段的、与当地居民密切生长在一起的生活。稍微读得仔细一点,会发现这本小说牵动人心的是一种不太容易定义的男女之情,有一种情欲萌动的暧昧在里面。在当代严肃小说里浸泡久了的读者不免怀疑,这样一本不正经、好戏谑、情爱观古怪、道德感含糊的小说是从哪里来的?对一个已经被无数历史著作和小说作品确认的艰难时代,用这样的方式面对是不是有点轻佻?

人的记忆或者人对过往的想象有非常强的挑选能力,尤其在面对一长段时间时。在与过往有关的小说里,漫长的十年、二十年最终会被记忆和想象筛选得只剩下几个特殊的情景、特殊的情节,十数年的光阴在书中不过是匆匆一瞬,难免高度压缩,极度跌宕。如此高度精炼下,环境会突出,性格会鲜明,情节会集中,调子会高亢。但这样的浓缩也带来了相应的负面结果,生活即使在极端条件下也自我维持的舒展和从容消失了,时间和情节的节奏会不自觉地进入特定的轨道,删除一切旁逸斜出的部分,剩下的只是公式化的起伏,人物也被挤压得瘦骨伶仃或极度亢奋,鲜明倒是鲜明,却少了些儿活人的气息。或许写作者可以辩称,从漫长的岁月里提取典型写进小说,不正是艺术上的删繁就简?问题是,写作者拣选出的运动起伏,并非完全出于自觉的观察,往往是把不同时期发生的事情调换编年,赋予统一的历史顺序,纳入一个话语权拥有者后置设定的历史分期。不妨说,以往关于知青的小说,往往落在一个早已被清晰规定的时间起伏框架里,这个时间段从何时开始,到何时结束,知青在什么时间受苦遭难,什么时间苦闷无奈,以至什么时间满怀希望,都被后来规划的各个时段界限锁闭在里面——不管是怀念还是反思。

与此相应,很多知青小说中的人物,仿佛早就知道了(即便隐隐约约)一条厄运结束的红线,跨过这条红线,前途将一片光明,那些在作品里早逝了的亡魂,无非是不幸没有等到厄运结束的一刻而已。《鱼挂到臭,猫叫到瘦》在时间感受上与这类知青小说有较大的差异。在这本小说里,作为知青的时段,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,也不再有封闭时间内规定性的情绪起伏。主人公阿毛和其他知青,并不像此前知青作品中那样满怀希望,小说中的他们置身一个没有确定未来的当下,前途未卜,命运叵测,并不知道在此间的生活是否会继续下去,继续下去又会怎样。曾经的城市生活更是遥不可及,只有无尽的时日铺展在眼前,自己却没有一点主动权,他们能做的,只是无奈地等待生活回到常态。这样无奈的等待却也有意外的收获,就是以往小说中人为垒出的时间堤岸消失了,绵延的生活之流开始无拘无束地流淌,一个生动的世俗空间浮现出来。

除了要着意表现农村生活的愚昧或优美,以往的知青小说往往把笔墨集中在或大或小的知青群体身上,此外的生活世界,仿佛只配做背景、当陪衬,与知青的精神、思想或生活世界很少相关——除了照指示向农民学习或向农村握有实际权力者献媚。《鱼挂到臭,猫叫到瘦》却把知青和农民放在一起写,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俗世界。这世俗世界不可避免地屡经斫伤,被当时的社会改造弄得清汤寡水,“原来唱山歌是民俗文化,民俗的东西终归离不开男女之间那点好事,何等生动活泼。‘文化大革命’,上面规定不准再唱男女那件事情了,经常做做倒还是允许的。男女那件事只准做不准唱,山歌就不知道唱什么了”。但这个世界因为建立在具体的世俗之上,并没有因为这些改造和限制而完全丧失生机:带荤的山歌不准唱了,人们还是想方设法过足嘴瘾;道德纯粹的要求处处可见,坤生并没有停止“摸亲家母”;扫四旧令行禁止,王小福老婆仍持续做了一段时间“仙人”……小说里的男男女女,不限于知青,都有他们基于欲望和本能的表达,打架、偷窥、发花痴,即使用革命语言包裹起来,仍透出内里世俗生命的顽韧。

书中写得最风生水起的,是阿毛与小美头、心妮的情爱故事。不管照现代小说以来的哪个谱系看,这个情爱故事都有点邪性,既不符合革命加恋爱的知青与农村女青年结合模式,也不是阳春白雪样干净纯粹的柏拉图式爱情。写的是偷情,却也没有先锋试验或现代意识借此展开的人性勘探在里面,有的就是与欲望相关的情爱,男女之间并不在此之外要求更多的什么。小说里不只是阿毛与农村女性的情爱,与这些情爱故事相伴的,还有阿毛与同为知青的唐娟娟之间共历的那个时代的典型爱情,他跟蒋芳萍、蒋芝萍姐妹的朦胧情感。尤其是与蒋芝萍两小无猜又情窦暗生的关系,惊鸿一瞥,便足惊艳:“蒋芝萍把袜子也蹬掉了,阿毛抓住了她的光脚。阿毛捉牢一看,这是多么秀气粉嫩的一只脚,雪白的脚踝、玲珑的脚弓、深凹的脚心、五个肉滚滚的脚趾。阿毛一时有些恍惚,不仅身体有了些不安分的感觉。蒋芝萍好像也感觉到了什么,任凭阿毛捉住她的脚,不再使劲挣扎了。阿毛握住这只脚,小心翼翼抚摸了几下,轻轻松开了手。”

小说里的这种情爱或爱情故事,不含明确的道德判断,时代的肃杀之气没有完全取消其间的活力,正人君子们的所谓“礼”也没有管到他们头上,有一种放浪的恣意生长其中。跟现代小说的任何类型相比,这样的爱情故事都显得太过简质了,未免让人觉得检讨不深,挖掘不够,对人心的透视未尽全力。不过,更的的或许并没想在这个方向上与现代小说竞争,他所写的,是那个在社会改造的高强度挤压中仍然葆有活力的世俗世界,不再只是社会运动的附带部分,不再为社会大潮的升沉起伏背书,而是朗然显出自身的样态来,不复杂,不深刻,却有着自为的勃勃生机。这个生机勃勃的世俗世界,正是传统小说最动人的部分,也就难怪我们会在《鱼挂到臭,猫叫到瘦》中领略到话本小说的韵致了。

这个自为的世俗当然没有摆脱当时的基本社会状况,人们依旧挣扎在生存的边界线上,并且逼仄到几乎只剩下这点情爱的进退曲折,能折腾出的也不过是有关欲望的小小波澜,虽显现了世俗自为的顽韧,却也透出挣扎的可怜。但相比于其他小说中人物被社会运动挤压到只剩下政治属性,这点边界线上的自为状态,差不多是个宽阔的世界了。这世俗造就的宽阔世界,可以让知青在回顾漫长的乡下岁月时不只剩下一条单向的时间轴线,自己或充当时代升沉的浮标,或扮演逆流而上的英雄,标示出时代的无情或雄伟,而是拥有一方安顿自己身体、欲望和精神的弹性空间,将青年时期的艰难和无奈清洗干净,在回忆里明亮地再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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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更的的《鱼挂到臭,猫叫到瘦》,韩东的《知青变形记》既没有标示出自己独特的时间感受,也不对生机勃勃的自为世俗空间感兴趣,他小说中的知青时代,与以往此类小说中写到的并无大的不同,甚至因为采取的写作方式极像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,情节又怪诞奇异,简直让人怀疑这本书是他对自己早先“虚构小说”宣言的一种背叛——是“如实”反映知青时代的生活吗,那岂不违背了他不做忠实反映生活的“镜面小说家”的宣言?是在知青的平常生活之外讲述奇异的故事吗,那岂不违背了他不追求离奇反常的“传奇小说家”的宣言?当韩东在《我为什么要写〈知青变形记〉》中宣称,“趁这一茬人还没死,尚有体力和雄心,将经验记忆与想象结合;趁关于知青的概念和想象尚在形成和被塑造之中,尽其所能乃是应尽的义务”。我们几乎要怀疑,那个不关心宏伟的题材和时代,也没有用小说改造世界的雄心的韩东,正在全速离开自己曾经的追求。

《知青变形记》最显而易见的情节结构,似乎也印证了上面的推测。知青们从南京到插队所在地老庄子,跟当地居民渐渐熟悉,罗晓飞和邵娜谈起了恋爱。风云突变,因知青与工作组的矛盾,工作组挟私报复,又因同为知青的大许诬陷,罗晓飞被强加了奸污母牛、破坏春耕的罪状。天外横祸,范为好误杀了弟弟范为国,村里人决定瞒天过海,让有罪的罗晓飞代替范为国,并让他连为国的媳妇继芳也接受下来。最终,罗晓飞在社会身份上完全成了范为国,知青变形完成。公权私用,告密揭发,欲加之罪,夹缝求生,无奈变形,差不多可以从中辨认出知青小说的经典情节模式,似乎没什么可以让这本小说从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。

不过,复述上面的情节时,显然忽视了一个对小说写作来说非常重大的问题——就像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必须写得让人相信,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人可以合理地变成甲虫,《知青变形记》也必须让读者相信,作为知青的罗晓飞如何克服了对新身份的排异反应,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。与此同时,小说还必须说明,为什么村里人会容忍范为好杀人,还接受了罗晓飞这样一个(可能)带有污点的人,继芳为何也不对此事提出异议。相对于上面那个显而易见的经典模式,声称自己的小说暗含着“如果……”这样的句式,致力于发掘生活“多种的抑或无限的可能性”的韩东,要把这个怎么看都属荒诞不经的故事,分解成一个一个连绵的细节,把显见的荒诞消融在合理的叙事之中。

《知青变形记》把一个大的荒诞故事化为无数合理情节的核心,是生存。范为国死的时候,罗晓飞正被工作组审讯,罪状有可能被坐实,判刑的可能性极大。这时有人给出一个脱罪的机会,罗晓飞接受,在情理之中。而村里人和继芳接受罗晓飞的原因,则在范为好恳求罗晓飞答应顶替范为国时说出:“她男人死了,你这一走,我就要被抓去抵命,这家里老的老,小的小,没个男子汉(村子里对男人的称呼)可怎么活啊……”后来罗晓飞办理返城,范为好因杀人消息透露被捕,村里人让罗晓飞把一家六口,包括为好的媳妇和两个女儿全带走,原因是,“没有男人撑门面,队上也养他们不起”。这一点由生存而来的推理,罗晓飞也心知肚明。继芳因怕他被人认出,劝他不要给队里干活了,在家里忙就行,他回道:“等忙完这一阵再说吧。队上救我也不是白救的,是要把我当个人用的。”与此事相关的双方,同意和接受的逻辑,均建立在求生的基础上,不免让人感叹,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贫薄到了怎样可怕的地步,连如此荒唐的方案都只好全盘接受。不过,逻辑的自洽也好,感叹的真实也罢,都只证明了叙事的合理,还不能说明小说自身的特殊。知青小说中的故事,不大多是生存引起的吗?甚而言之,大部分小说中的故事缘起,不都跟生存有关?《知青变形记》里的生存,有何特殊之处?

或许可以打个比方。以往小说中的生存,大多是动物性的,对抗、攻击、胜利,战斗、失败、妥协,与天斗,与地斗,与人斗,与自己的心理斗,终于分出胜负或两败俱伤。《知青变形记》中的生存,更像是植物性的,不强调进攻,却自有一股郁勃之气,见到泥土松散就扎根,见到阳光缝隙就往上窜,一旦遇到障碍,却也知道婉转曲折地回避或平心静气地接受。这种生存并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,而是韧而且强的屈伸,随时寻找生存的缝隙,一有机会就伸展开去。人与生存互相障碍,也互相适应,慢慢地就生长在了一起。罗晓飞有回城的机会,却准备放弃,以往对生活没有任何怨怼的继芳不依不饶,“这么多年了,我们罗家受了多大的委屈,总算等到这一天了!”继芳的表现让罗晓飞惊讶,她不是在范为国死后很平静,此后也一直安安顿顿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吗?失去一个男人,又得到一个男人,有什么委屈可言?当然有委屈。范为国死后,为了生存,继芳没有别的选择,只好选择跟罗晓飞假扮的为国一起生活。但被社会运动挤压得狭窄的生存空间一旦开阔起来,继芳看到了名正言顺跟罗晓飞生活在一起的机会,立刻把自己的生存能量集聚起来,要把开阔出来的生存地带填满,郁郁勃勃地生长。这种植物性的生存一直保持着完好的弹性,并未对再次变得狭窄的生存空间恶意相向。罗晓飞回城的事因重重阻碍没有办成,并可能因牵连旧案被投入监狱,继芳说:“那就赶紧住手吧。也是怪我不好,不该让你上南京的。”听不出任何失望。看起来开阔的空间一旦被证明失效,伸展行为即刻停止,这就是植物性生存的顽韧弹性了。罗晓飞本人对范为国身份的接受和不接受,他内心的平静和不平静,也都在生存给出的空间里蜷缩伸展,并没有要激越地逃离这个范限。

这个生存的范限,老庄子的媳妇继芳懂,外来户罗晓飞懂,老庄子里大部分人当然也懂。这植物性生存的弹性,却也不止表现在个人身上,而是绵延在整个乡村世界的结构里。这个乡村世界在当时刚性的社会翻覆之中,自觉地维持着生存法则的稳定性,并变通地形成了与显在的权力结构相异的隐性结构。“福爷爷是老庄子上的长辈,虽说成分是富农,但在村上极有威信。”村上本来有显性权力系统内的书记礼贵,但这书记仿佛虚君共和里的君王,只负责仪式性的虚应故事,与社会的刚性因子周旋。阶级成分有问题却不怒自威的福爷爷,才是老庄子事实上的决策者,他可以一言成事,一动止谤。村里人自也懂得他的分量,除了在少数刚性权力要求的情况下接受批斗,福爷爷的富农身份极少被提到。从小说中可以看出,为了维持乡村的生存之需,福爷爷每每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,必要时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。让罗晓飞假扮范为国,正是福爷爷的主意。在这个乡村的隐性权力结构中,福爷爷是历代乡村植物性生存智慧的继承者,他不会(也无法)与显性权力结构直接对抗,只勉力在其间撑出一方稍微阔绰的生存余地,在艰难时世里维持着难得的弹性,形成一种减震效应,不致让上层权力的失误直接给乡村带来毁灭性的冲击。这个建基于生存的隐性结构有自己的传承方式,大有上古的禅让之风,福爷爷告老后,不是福爷爷的儿子礼寿,而是此前的书记礼贵成了他的继承者。

韩东曾在《小说家与生活》中强调,他所说的生活,不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时髦事物,不是具体的知识和生活常识,不是别人拥有的生活,也不是“更多的生活”,它是常恒的、本质的,是你不得不接受的那种,是每个人都不得不经受的命运。这每个人不得不接受的命运,却不是每个人能天然领会的,所谓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,人们每天见到,却往往视而不见或看不清晰,当然也不是小说家俯拾即得的。好的虚构作品是一种发现,有了这个发现,原先隐而不彰的命运、潜在运行的世界才豁朗朗显现在眼前,我们看到的时候,不禁恍然,哦,原来如此——就像《知青变形记》里这不以对抗而以伸展为目的的植物性生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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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完成与知青有关的小说《日夜书》之后,韩少功写了一个小册子,《革命后记》。在这本小书的“前言”里,韩少功解释了书名:“据不同的定义,这本书的书名既可以读为‘革命后/记’,即记‘革命后’,不过是一个局外人和后来人的观察;也可以读为‘革命/后记’,即后记‘革命’,是一位当事人的亲历性故事——这取决于人们是否把后半场(文革之后的三十多年)算入‘革命’。”把这意思挪用到《日夜书》上,大概可以说,韩少功的这本小说既是后记“知青”,也是记“知青后”,书中交替出现的知青和知青后时代,正像日夜的交替,流转中,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缓缓浮现出来。

不过,完整肯定不是一个形容《日夜书》的准确词汇,乍看起来,《日夜书》有那么点漫不经心的意思,小说情节断断续续,对人性的勘察也往往半途而废,甚至有的人物也会从小说里凭空消失,更不用说书中大量出现的中断小说故事连续性的议论了。习惯了情节紧凑、人物关系明了的小说,会觉得《日夜书》的故事交替得有些频繁,人物关系处理得有点芜杂,读起来劳心费力,像苏东坡的读贾岛诗,“初如食小鱼,所得不偿劳”。对韩少功这样一个极其重视知青时代的成熟小说家来说,写出这样一本明显给读者设置了阅读障碍的小说,或许有更深的用心在里面?

把知青和知青之后的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写,在数量极大的与知青有关的小说里,算不上罕见,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自然的选择——一个时代结束,知青们当然要返城,要迁移户口关系,要处置自己在乡村的爱情和友情,要重新适应城市生活,要奋斗,要沮丧,要结婚生子,要劫后再生,要夺回失去的青春,要补偿丢失的十年(甚至更多)……这一切真真实实地发生了,也确有书写的必要。不过,这类小说聚焦的大多是人生得失、命运叹息,读多了不免会生出一种怀疑:这就是知青和知青后生活的全部?知青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自洽的,他们的存在并未扰动这世界的一切?甚而言之,经历过苦难、此后也求生为艰的知青,在一个时代里只扮演了被动的角色,一脸无辜的表情?如果我说,《日夜书》有效地祛魅了知青的无辜,让他/她们与知青和知青后时代生长在了一起,会不会显得有些刺激?

现在已是垂垂老者的知青,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,是处于青春期或青春期刚过的青年人。不管哪个时代,青春期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都是思想、情感、行为方式起伏巨大的转换时期,“在这个阶段,那些传统事物看起来都很无聊,而所有的新鲜事物则富有魅力,人们可以称之为‘生理嗜新症’”。这一症状冲击着旧有的秩序,“赋予那过于僵化呆板的传统文化准则一些适应能力”。紧接在这生理嗜新症之后的,是对传统之爱的复活,这一现象被称为“迟到的顺从”。按康拉德·洛伦茨在《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》中的说法,生理嗜新症与迟到的顺从一起,“将传统文化中那些明显过时的、陈旧不堪的、不利于新发展的因素淘汰掉;与此同时,仍将那些重要的、不可缺少的组织结构继续保存下去”,人与其生存的世界达成了新的适应协议,也完成了各自的更新。在人生的这一时期,社会传统越是多层级、有差别,就越容易疏导或束缚青春期极端的破坏能量,社会与人的相互适应也就越平稳。

不幸知青并未遇到这样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,他们的青春激情被牢牢压扁在一个向度单一、层次单薄的社会传统里,生理嗜新症无从缓解,迟到的顺从却不得不提前到来。两者的错位和纠缠经过时间的酝酿发酵,会变换出各种花样,用不易觉察的方式在一个人青春已逝之后顽强地表达出来。《日夜书》中的小安子(安燕),最大的梦想是“抱一支吉他,穿一条黑色长裙,在全世界到处流浪,去寻找高高大山那边我的爱人”,她“在高高的云端中顽强梦游,差不多是下决心对现实视而不见”。返城之后,没能在农村实现梦想的小安子抛夫别儿,远赴国外,打捞自己未完成的浪漫。书中的思想者马涛,一心扮演先知,始终视自己“是一个属于全社会的人”,觉得一己的生死存亡关系着中国思想界的进步或倒退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因系狱未能全力施展拳脚的马涛去了美国,把与前妻所生的女儿马笑月留给国内的亲人,继续自己思想先知的流亡之旅。不光以上两位,书中永远长不大的姚大甲,对性别差异敏感度极低的马楠,古板的蔡海伦,甚至爱国的非知青贺亦民……坐实了看,不过是生理嗜新症与迟到的顺从延后的变形发作。

这个延后的发作是一种生理或心理的补救效应,整个青春被按在非自由选择时空里的知青,原不应受到责怪或质疑,甚至应该被同情。但把这延后发作带来的后果一并考虑进去,事情就变得不是那么容易判断了。《日夜书》中出现了少数几个知青子女,安燕和郭又军的女儿丹丹以快乐为旨归,以消费为目标,几乎成了小太妹。马涛的女儿马笑月,因为接纳她的三个家庭教育方式全不相同,孩子无所适从,又因工作的不顺利而对社会愤愤不平,后来吸毒,持枪,最终跳入天坑身亡。不光这两人,在《日夜书》的世界里,几乎所有涉及的知青,都没有一个在通常意义上称得上正常的后代。这种近乎残酷的“无后”状态,当然可以便利地归为社会系统的失败,但知青本身对责任的排拒,恐怕也起着非常负面的作用。甚至可以说,知青在延后完成自己青春期补偿的同时,也不自觉地丢弃了教育后代和重建社会传统的责任。于是,可供知青后代们选择的社会传统仍然极其狭窄,不过从此前政治导致的狭窄,变成了后来加入经济之后导致的狭窄。

或许这里不得不澄清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。我们在谈论社会传统的时候,往往觉得它是固有的,仿佛一直在那里等着一代一代生理嗜新症发作者来反抗,并最终迎来一代又一代人迟到的顺从。其实并非如此,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创造,就像儒家学说或基督训导是创造一样,社会传统有赖于一代一代人将其创造出来,这样才给了后来者逆反或攻击的机会。对社会传统的创制或创造性的阐释,是每一代人的责任。创造或阐释出来的文化系统越宽厚,越有活力,后来者反抗的空间就越大,其危险性就越小,人与社会形成的新适应协议也就越生动多彩。否则,反抗单一偏狭的社会文化传统,反抗者本身容易变得跟它同样单一偏狭。不管是知青面对的当年社会对传统的有意改造,还是他们后来不自觉地放弃重建社会传统的责任,二者导致的后果是,《日夜书》中的知青和他们的后代,面对的是虽不同却同样偏狭的社会文化传统,他们能选择的反抗空间同样有限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,或许可以说,《日夜书》中的知青被动地和他们经历的单一偏狭时代形成了共谋关系,没有谁可以在纯粹的意义宣称自己无辜。

我当然不是在向知青问责,没这个必要,也没有这种资格,何况一个人的成长也不会完全遵照推理的逻辑,知青后代中就有郭丹丹那样较为成功的自我调整。提到这个,想说明的只是,《日夜书》写出了知青及知青后生活的一个侧面,这个侧面把知青从单纯的时间概念中打捞出来,如实地看取了它如何与我们现在面对的一切有关,又如何与我们置身其中的生存和文化结为一体。或许,韩少功这些思考会提示我们思考一些此前被忽视的问题,从而跟我们这个时代及此后的发展一起生长,缓慢地改变社会传统的样态。

关于知青时代,一直有人慨叹,相比于多数人看来苦难、沉重、无奈或一些人眼中英勇、壮阔、激越的时代,华语文学还没有写出一部足以与之匹配的作品。其实,不是人们经历了一个独特的时代,就必然应该产生独特的作品,而是有了一部好作品之后,那个时代的独特才彰显出来。说得确切些,一个时代的独特是在不断的重新讲述中被发现的,并不天然存在。人们对伟大作品的期待、期许和渴望,等“那一个”作品出现了再赞叹、颂扬、“发现”不迟。在此之前,不妨先静下心来,一起思索已有作品所能提供的、引人深思的一切。上面谈论的三个作品,在我看来,都各有自身对时代的独特观察角度,丰富了阅读者对知青时代的综合印象,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拓展了我们对人心和人生的认识,从而以其特有的风姿,加深了人们对一个特殊时代的认知程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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